春节过后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火爆荧屏，而后《朗读者》又刷爆口碑，加上此前《见字如面》的好评如潮，一时间，乐观的人们欢欣鼓舞，以为文化类节目的春天到了。理由很简单，无论是“考诗词”的高雅，“诵名作”的高档，“读家书”的高冷，几无花哨，甚或枯燥，居然也能赢得人气、衍成热门，说明观众对文化的需求如饥似渴，一发现解饥解渴的节目，便忍不住饕餮，大快朵颐了。

且不论“春天”是否已到，不妨先分析一下文化类节目。说到这个，自然绕不过关正文这个名字。制作《见字如面》之前，他是名牌节目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》与《中国成语大会》的总导演。这两档节目，曾经比拼过爆棚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《爸爸去哪儿》而毫不逊色，成为文化类节目的翘楚；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》第一季总决赛拿到2.59%的收视率，甚至超过《中国好声音》2.31%的总决赛收视率，在全国有超过6.7亿不重复计算的观众。

按理说，有这么好的势头，理应乘胜追击，做大文化类节目。然而现实却是，一旦“黄金时段”需要“押宝”，电视台却并不“看好”它的广告吸纳力和人气持续力，结果文化类节目往往在时段上处于“叨陪末座”的角色，收视率还是会受到影响。这就是严酷的现实。对此关正文也发过牢骚，但他是个强者，明白做好做强节目才是唯一的选择，于是又制作了“读信”节目《见字如面》，播出后迅速红遍荧屏与网络，得到豆瓣罕见高分9.4，口碑零差评，被誉为“综艺界的一股清流”。

怎么又到“综艺界”去了呢？其实宽泛地说，这些受到欢迎的文化类节目，基本用的是“综艺”的包装，无论是营造比赛的紧张气氛，还是引出大牌的出场，都是出于“综艺”的考量。诚如关正文所说，“《见字如面》其实也是娱乐、也是消遣，快乐是分不同层次的，感官层次的快乐是舒服，但那种感受的快乐、思想的快乐、精神的愉悦，甚至创想、发明的快乐要比感官的快乐程度大得多，我们太长的时间没有去培育这样一个价值观。”注意这段话里“思想的快乐、精神的愉悦”这十个字，要达成快乐和愉悦，制作者在寓教于乐上真是煞费心思。作为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主持人和《朗读者》制作人的董卿也说：“文化类的节目真的是不好做，它需要更精心的设计！”

电视节目市场可谓喜忧参半，喜的是，由于前一时期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被大量的娱乐充斥，已然到了“审丑疲劳”的地步，因此有一种沉下心来呼唤文化的趋势在渐渐出现。说到“审丑疲劳”，在此举一个令人喷饭又令人扼腕的案例，请看如下对话——“请你拍得脑残一点。”“可是拍得脑残我不会。”“那就尽量脑残一点。”这就是网剧播出平台对电视剧导演的要求。于是可以想见，为何银幕荧屏充斥“脑残”“狗血”之作，正是因为审美观、价值观走入歧途所致。现在很多影视制作者一心以为90后是消费主体，所以尽力迎合他们，殊不知90后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何况这种迎合的短视行为只能在短时间内斩获票房，并不能持久，而且损伤和误导了观众的精神世界，如今反弹已然开始。

忧的是，文化类节目往往既没有冠名，也没有赞助商，很多客户觉得文化类节目的市场会相对较小，于是投放的热情并不高。广告市场的辨认从来都比创新要慢半拍，客户更倾向于投放已经有数据支持和有经验来支撑判断的产品。而经济后援的乏力关系到节目的生命力，这就不但需要制作者的长袖善舞，同时也需要平台主管方的政策倾斜。作为前者，要有“不挣快钱看重长线价值”（关正文语）的耐心和把握；作为后者，面对精神产品的生产，要有“看重未来，适度倾斜”的鼎力支持。收视率和票房并不是简单的“被动选择”，而是与“主动引导”大有关系。今天有那么多人争睹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难道真的已经有那么多“诗词爱好者”？非也，乃是“被口碑和潮流引领”的结果。由此可见，文化类节目要想持续火热，做好媒体引爆口碑的好文章，乃是题中之义。

回到“春天”的话题。我觉得董卿的冷静回答比较到位：“我并不认为因为是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或者《朗读者》得到了大家的关注，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开始大火，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，但是起码它是个风向标。”这个判断与我一致：“春天”言之过早，“风向标”已露端倪。什么风向标？对文化的追求，对精神的渴求，渐成一种全民自觉，而浸淫本民族优秀文化，无疑是最便捷最有共鸣的选择，这正是文化类节目得以红火的潜在动因。

中国观众在荧屏上看到了太多的喧嚣与华丽。在市场和资本的诱惑下，很多应运而生的节目只求快速拥有观众，却并不承担提供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传播使命，似乎忘记了电视作为精神产品的本质，不关心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，只关心消遣价值和产业价值。如今，强烈的娱乐饥渴渐趋式微，人们不再满足于娱乐的狂欢，开始回头寻找有价值的精神生活。因此不妨谨慎乐观：真正有文化价值的好节目早晚还会成为主流。优秀的文化类节目，必将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：当人们普遍地轻吟古诗、诵吟名篇、沉吟家书……这样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清流，才应该是中国人的日常景观和主流文化生活。善哉善哉！(刘巽达)